桂治洪

標題：碧薩先生

「粗菜館」的貴哥晚上十點多鐘打電話給我：「有個導演，名字沒聽清楚，說是你的朋友，要找你。」我請他本人來聽，原來是已經十幾年沒見面的桂治洪。

七十年代中桂治洪在邵氏拍過許多好電影，《成記茶樓》、《血證》、《鬼眼》、《萬人斬》等等。還有幾部在馬來西亞導演的馬來片，迄今還是賣座最高紀錄保持者。

飛車趕到，桂治洪和攝影師小李及李太在等我，桌上沒有菜餚。「怎麼不叫點東西吃吃？」我問。

「吃飽了才來，主要找你聊聊。」桂導演說。他沒有變多少，頭髮有一撮白了，身材還是像以前一樣，略胖。

「這些年來，幹甚麼？」

「賣碧薩，意大利薄餅。」

「在哪裏？」

「洛杉磯。」

「市內？台灣人麕集的蒙特奧花園？」

「不，」他搖頭：「在一個墨西哥人區，說了你也不知道。」

「大導演怎麼會去賣碧薩？」

「人總要活下去的呀。」他說：「我不像阿孫，他到了美國還是以為自己是導演，滿肚子氣，我只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人。」

「生意怎麼樣？」

「很好。」桂治洪說：「我拚命在薄餅裏加味精。墨西哥人沒吃過，覺得很鮮美。吃完了餅口渴又拚命喝可樂。我當然不告訴他們下了味精，不然他們一聽到MSG就大驚小怪。反正我沒有害人就是。我說下的是中國糖Chinese Sugar。他們都說好吃。」

我問桂治洪導演：「你到美國開始就到洛杉磯開意大利薄餅店？」

「我從香港去佛羅里達找我老婆，她說是先把我們的儲蓄拿去開中國餐館。到了那裏一看，哪有甚麼餐館？錢都被她吞了。」

「後來呢？」

「後來輾轉到了洛杉磯，打開報紙找工作，看到有公司請送碧薩的工人，就去應徵。一送，就送了一年。」

「送一年貨就有錢開店？」

「哪有那麼簡單。」他笑了，「薪水剛剛好夠開銷罷了，後來和公司的一個主管研究，他說反正開的是連鎖店，如果我有興趣投資，再做一年才夠經驗。這期間，我被黑人搶過三次，他們假裝訂碧薩，送了去，四個人包圍著我，用手槍指著我的太陽穴，拔開撞針，手一震，子彈便會射出。」

我嘆了一口氣，桂治洪卻笑著繼續說：「還算我老婆有良心，把我趕出來的時候給了我三萬塊。我一直不敢去動用它。主管說開店要十萬，可以用它來做頭一半，其餘的分期付款，就這麼有了自己的店。」

「開了店又有沒有被人搶過？」

「當然有啦。我現在有兩枝手槍，一枝放在櫃台後，一枝在廚房，都把子彈上了膛，隨時發射。星期六生意特別好，關店的時候，拿了手槍，先去街看看有沒有人埋伏，再一個箭步抱著錢衝進車子開走。」他形容得生動滑稽，我差點笑出來，但感到故事背後的辛酸，把咧著的嘴收緊。

「店舖前面站了很多毒販，賣可鹼因，他們是我的好顧客，我不能管他們賣的是甚麼，總之要賺錢，顧客永遠是對的。哈哈哈哈。」桂治洪笑：「現在大家都是朋友，他們叫我碧薩先生Mr. Pizza。」

「你現在開的意大利薄餅店，請了多少個人？」我問桂治洪導演。

「十個。」他說：「起初一大早五點到店裏親手擀麵，再去市場進貨，回來自己燒薄餅，送貨的請了一個黑人，他被他的同族人搶錢，用鐵棍打得滿囗是血，我替他裝假牙也花掉了幾千塊美金。」大家聽了笑不出。

「後來又有個香港理工學院的來找業餘工，又是給人打得頭破血流，馬上辭職。」桂治洪自己哈哈哈哈：「我對工人不錯，每年請他們去賭城玩，包吃包住，只是不包賭。有一年還關門一星期，到大浩湖去滑雪。現在，我已經是半退休了，到了週末特別忙的時候才去店裏幫手。」

「美國人在多少歲退休的？」

「五十五。」他說。

「你今年幾歲了？」我們是老朋友，甚麼事都照問。

「六十一了。」

想起當年邵氏公司派桂治洪和一班攝影師和燈光師到松竹片場實習。我帶他坐火車吃拉麵，他才是二十出頭的小伙子。

「你對電影一點也不眷戀嗎？」我問。

「做導演的願望是沒有的了。」他俯首，但即刻又把頭抬高：「我還是一有電影就看的，美國迷你戲院二十幾家都集中在一個場子裏，買一張票，東看一部西看一部，他們也不會去管你。所有的戲我都看過，香港片子我租錄影帶回家看。」

「現在看一部電影要多少錢？」

「四塊兩毛五。」

「那麼便宜？」

桂治洪笑著：「普通人七塊七毛五，我們便宜。別忘記，過了五十五歲就是高齡市民了。」

當年我帶隊，到馬來西亞的一個叫蘭交夷的小島上去拍戲，島上雨水受污染，整隊人都得了肝病。

「只有那兩個燈光和你沒事。」他說完笑了：「都是因為你們喝酒的關係。」

談到喝酒，我又想起時常開桂治洪的玩笑：話說他染了肝病後，我帶他去看一個做醫生的同學。

醫生問他：「桂導演，你喝不喝酒的？」他搖頭。

醫生又問：「桂導演，你抽不抽煙的？」他又搖頭，醫生再問：

「桂導演，除了你太太之外，你有沒有女朋友？」

他再搖頭，醫生懶洋洋地：「桂導演，你還是死了吧。」

「你現在吃飯的時候還帶不帶自己的碗碟？」我問。

自從得到那個病後，他的飲食特別小心，甚至弄到有一點潔癖的地步。

「不必了。」他說：「不過得到了肝病。到四十歲左右，就會變成肝癌。」

「你也有肝癌？」我吃驚。

「唔。」他點頭：「開刀開了兩次，手術很成功，現在一點事也沒有。」

「在美國開的？」

「不，不。」他說：「我才不在美國做手術，跑到台灣去開刀。」

「為甚麼去台灣？」

「心臟病的話，在美國開最好，美國人每一個都吃得胖胖地，心臟毛病太普遍了。醫生開刀開個不停，自然有經驗，所以比其他國家的醫術都高明。心臟病台灣不行，你沒看胡金銓導演就是在台灣開刀開死的嗎？至於肝病，美國人很少患，他們都認為這是東方人專有的，怕得要死。台灣就不同，患肝病的人多，替我開刀那個醫生是台灣第二把交椅的，你要是有肝病的話，我介紹給你。」

「呸呸呸。大吉利是。」我大罵。

他笑了，好像已經報了我開他玩笑的仇。

「現在兩個子女都長大了吧？」我問桂洽洪。

他說：「兒子唸電影，剛剛畢業。」

當年桂治洪和我同住邵氏宿舍敦厚樓，記得他那七八歲的兒子翹著嘴，時常跑到我家，一坐下來就大發脾氣，扮成武松的樣子，說要把那個賤人殺了，我們都叫他做憤怒兒童。屈指一算，應該早就讀完大學的呀。

桂治洪見我沒出聲，解釋道：「他是相信美國的讀書方法的，結了婚，生了孩子，再去上大學，一讀七八年，我就不贊同。」

「一種米養百種人。」我安慰道。他點點頭，老朋友的話是聽得進的。

「女兒呢？」我又問。

「也結了婚生了兒女。」他說：「我買了一個屋子，好大，前後花園，有四間房，我們住在一起，每個星期天抱抱外孫女，也是一樂。」

「嫁的是洋人？」

「不。」他說：「嫁給一個越南華僑。」

「做甚麼的？」

「LAPD。」他說：「洛杉磯警察，電視上也以他們拍了一個片集。」

「你呢？」我關心：「不找個伴？」

「洋人說Stay single, be happy，單身人，快樂點，多好！」他笑了。

桂治洪明天一早又要出發了，說要回船上睡，他乘豪華客輪到處遊玩，已上了癮，每年總要坐一次到世界各國去。船上吃船上住，乾淨得很。把兒女撫養長大，自己又有一家收入穩定的意大利薄餅店，閒時弄孫，桂治洪嘆氣說自己做人沒甚麼成績，但這不是成績是甚麼？比起拍賣座得獎電影但又不安的人生，滿足矣。

看著他的背影，我祝福。

摘自：《蔡瀾的豬朋狗友》       作者：蔡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