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搞革命-認識英國工人階級導演肯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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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搞革命-認識英國工人階級導演肯洛區
發信站: KKCITY (Sun Apr 20 20:55:51 2003)

    2001年英國國會改選前,肯洛區受邀參加英國國家廣播電視公司BBC的政治辯論節目Question Time,辯論焦點是如何改革瀕臨崩潰的英國鐵路與英國公醫制。只見這位頭髮花白,看來溫和、很有書卷氣的國際級大導演,犀利地批判執政的新工黨與保守黨,絲毫不畏政治煙硝上身。

    的確,肯洛區不僅一貫以他的影像,直陳社會的不正義,為工人階級與弱勢發聲,他的言論與不妥協的行事風格,也常毫不留情地給當權者難堪。

    他曾經在接受BBC新聞的訪問,談到他何以在七○年拒絕大英帝國勳章的理由:「我壓根不尊敬這個勳章所代表的價值,當你看到是那些惡棍贏得這個勳章,你就知道他不是那種你想要加入的俱樂部!這個勳章集合了所有我認為可鄙的事情,以英國帝國主義為名,他根本就是剝削與征服的紀念碑!」

 當他1998年以電影「我的名字是喬」入圍坎城影展時,他與媒體大亨梅鐸比鄰而坐,卻完全不理會這位大資本家。同一次的影展,他告訴記者他很高興英國文化部長沒有出席這部電影的首映,

「《我的名字是喬》不是描述一個樂觀的英國,不是那個布萊爾(英國首相)所設法在海外宣傳的那個英國,相反的,這是描述一個英國底層社會的小人物,如何痛苦地掙扎於困頓的生活、但卻勇敢面對的故事!」他說。

    三十幾年來,不管是拍攝電影、電視或紀錄片,肯洛區的作品傳達強烈的政治與社會批判,左派立場色彩鮮明。有人推崇這位爭議性的導演,認為肯洛區以獨立製片的精神、不向當權與商業掛帥的大環境低頭,堅持只拍寫實電影,成功地以影像反映社會變遷,披露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下,社會最冷酷無情的一面,深刻地呈現了人性的晦暗與光明。

在推崇者的眼裡,肯洛區是位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他的存在,讓既得利益者總是覺得芒刺在背。然而,也有不少人譏諷他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托洛斯基派,更多人形容他不過是個徹底的反體制者。

    不論外界評價如何,肯洛區的作品的社會影響力是難以否定的,在他1990年代的電影先後得到許多國際影展大獎後,更進一步確定了他作為國際級導演的地位。不變的是,他仍堅持對抗主流,做個屬於工人階級的導演!

拍出真實經驗,再現底層生活

    1936年,肯洛區出生於英國沃里克郡的一個小鎮紐尼頓。肯洛區從小就喜歡歷史,對莎士比亞的戲劇很著迷,十幾歲時,總是騎著腳踏車,到距離紐尼頓三十英哩外的莎士比亞的故鄉看戲。

這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導演,後來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律,卻熱衷於搞戲劇。大學畢業後,他進入英國國家廣播電視公司BBC,成為電視導演的新兵。從此展開拍攝電視劇、紀錄片與電影的影像生涯。

    一直以來,肯洛區這樣描述他自己的電影:「真實的經驗」!他對拍攝真實的生命經驗的興趣,遠勝過於操弄那些瞬間的攝影、電影特效,他也沒興趣將拍電影視為只為了成就個人的電影風格。也因此,他的電影不僅以真實生活為題材,也大量採用非職業演員,他相信,英國的礦工社區的礦工,恰恰可以自然生動地演出他劇中的礦工,而不需要去找職業演員來演。

    受到義大利新寫實主義與捷克新浪潮的影響,他推崇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電影,「對人有無限的尊重,賦予人們空間,並關心人們所關心的事物」。捷克新浪潮電影對他的影響更大,他說:「他們的電影一點也不柔軟,而是非常犀利,諷刺而風趣,有時,他們的電影看來很殘酷,但仍有很強的人道主義的傾向,那是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他們讓我們覺得,他們拍的那種電影,是我們想拍的電影。」

    的確,從一開始從事影像工作,肯洛區就喜好針對各種複雜的社會議題發言,他的影像場景,常落在北英格蘭最貧窮、窮困的地區。在他六○年代拍攝的一系列寫實劇中,以1966年的《凱西回家》(Cathy Come Home)最引人注目。肯洛區以一個懷孕青少女的故事結合遊民的統計數字,披露當時英國底層遊民的真實生活。

這部寫實劇播出後的社會影響力是驚人的,因為這部電視劇,英國成立了遊民的庇護所與慈善機構。但是,肯洛區並不滿足於自己的貢獻,他曾在他的訪問錄中表示:「靠一個慈善機構無法真正解決遊民的問題,這種方法掩蓋了我們社會裡真正的結構性問題,真正的問題出在誰擁有土地?誰擁有建築工業?等等問題,遊民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

    1967年的《Poor Cow》與1969年《Kes》,同樣以寫實風格,撼動人心。《Kes》講的是一個在約克郡礦工社區的貧窮男孩,面對黯淡的生命前景,如何從訓練一隻食肉鳥而得到安慰,這部電影後來被譽為英國最棒的電影。

以影像做工人階級的後盾

    但肯洛區最強烈的政治標記,是他老是將鏡頭聚焦在支持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他的作品中,像是1969年的《烈焰》(The Big Flame),以利物浦碼頭工人罷工的故事,探討權力與誰掌握權力的問題。1971年的《勞工大眾》(The Rank and File)則以玻璃工人的罷工行動為題材,繼續探討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資衝突。

1975年的《希望之日》(Days of Hope),將鏡頭拉回1916年到1926年間的英國勞工運動。1977年的《煤礦的代價》(The Price of Coal)則描繪了礦工英勇的罷工行動,礦工成為象徵工人團結的英雄。1980年的《獵場看守人》(Gamekeeper),結合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手法,描述鄉村地區的階級剝削問題。1981年的《注視與微笑》(Looks and Smiles)則將鏡頭轉向柴契爾執政早期的失業問題。

    事實上,政治環境的惡化,促使肯洛區更奮力地將他的影像題材轉向勞工階級的政治行動。

    1979年,保守黨的首相柴契爾夫人上台,大力推動私有化、經濟自由化的政策,並傾全力瓦解工會的團結權,使得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日益惡化。當時的發展使肯洛區將他的拍攝題材更集中在政治議題上,也將他的工作推向拍攝紀錄片。他當時相信,面對英國勞工運動的危機、迎戰柴契爾殘酷的政策的最好的方法,是拍紀錄片,而不是劇情片。

對他而言,在這個階段轉向拍攝工人的紀錄片,是他不得不做的選擇:「你知道柴契爾如何以打壓工人來提高企業的利益,你看到失業率一年內從五十萬上升到三百萬人,工廠關閉、家庭破碎。有這些事實在我心中,那種花三年去集資、再花一年去拍一部劇情片,最後在藝術電影院只放給十個人跟一隻狗看的事,我是不可能做的!」

    因此,他更堅定地相信,他的電影應該做為在前線戰鬥的勞工大眾的後盾。他曾經說:「這些電影在某方面是靠前線的戰鬥故事支撐起來的,假如你在拍一部電影,自己沒有真的置身在那場政治爭議中,然後,你有不錯的收入,處在安全的位置--你不過是處在特權位置,設法給予那些生命與生計處於戰線的人一些支持而已。」

與封鎖格鬥

    但事實上,肯洛區的處境一點也不優渥或安全,七○、八○年代的他,也如同他記錄的許多工人階級,被推上最前線,與惡劣的大環境搏鬥。

    七○年代的肯洛區的電影就已經面臨極為困頓的處境,他跟與他理念相近的編劇們,老是籌不到錢拍電影,因為他們的電影題材,根本就不符合商業利益的需求。

    最糟糕的是,隨著當時英國政治環境的日趨保守,BBC的工作環境也日益惡化。八○年代的肯洛區,經歷了他電影生涯最消沈的第一段歲月。儘管他的作品品質很好,但是,他傳遞的強烈的政治批判的聲音,招致保守政治氣氛下的檢查制度,一再封殺他的作品。

    1980年,柴契爾擊潰鋼鐵工人罷工。肯洛區找來來自鋼鐵工人、礦工和其他工會的會員,討論保守黨的政策如何造成失業問題、破壞工會團結;同時,工會領導人如何背叛基層的會員,與保守黨的政權共謀。

這部名為《對領導階層的一個質問》(A Question of  Leadership)的紀錄片完成後,出資的ATV以該片違反獨立播放權 IBA(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的指導原則,將這部紀錄片冷凍了一年,這部片子最後在另一個頻道ITV播出,但被迫加上一段所謂的平衡報導。

    1983年,肯洛區棄而不捨,又拍攝另一部挑戰當權的影片,《質問領導階層》(Questions of Leadership),探討柴契爾時代如何將工會去勢,工會領導人又如何背叛基層勞工,這部由第四頻道(Channel Four)出資的片子,同樣遭到封殺。

    1984年到1985年,肯洛區很想拍攝記錄煤礦工人罷工的紀錄片,他設法跟所有可能贊助的對象聯繫,全數遭到拒絕,他們說:「不,我們知道你想拍什麼!」後來肯洛區以記錄這群礦工罷工期間的詩歌藝術為題材,終於找到贊助對象。

這部名為《你站在那一邊?》(Which Side Are You On?)的紀錄片,最後以礦工唱歌、朗讀詩對抗警察暴力做終。由於這樣的影像控訴太強烈有力,這部片子還是面對拒播的命運,直到三個月後,才得到機會在第四頻道播出。

    對肯洛區作品的接連封鎖,甚至延續到1987年,肯洛區跟編劇吉米.愛倫合作的戲劇《地獄》(Perdition),竟在開演的前一刻,被通知取消。

 回顧這段歷史,肯洛區說;「這是一段奇怪的時期,也是最黑暗的一段時間,對我的專業而言是很糟的,那種感覺好像我拍的每一樣東西,都不會被看到。當我去拍紀錄片,我的工作變得很困難,因為人們覺得,反正這傢伙不管拍什麼,最後都不會播出;我去拍劇情片時,別人認為,不管這導演拍什麼,都是無法理解的老調、沒人了解的電影,反正他的電影一定是個悲慘的主題,無論如何,一定很無聊。」

    在這段與外在環境格鬥的歲月,肯洛區的各種拍攝工作機會,急速減少。儘管如此,他卻依舊奮力與惡劣的大環境搏鬥。他濃烈的社會關懷、堅持以影像做為工人階級的後盾始終沒有改變。

堅持對抗主流

    熬過晦暗的柴契爾時代,九○年代的肯洛區,在編劇好友們的支持,以及終於找到一對認同他理念的製作人與獨立的電影公司靠行後,開始穩定地進行電影創作。他的鏡頭依舊瞄準底層社會與勞工階級的生活,對人性的刻劃更趨細膩。他的電影一部接一部地得到各項國際影展大獎,更確定了他做為國際級導演的地位。

    英國的勞工階級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像肯洛區這樣的導演,堅持三十年,堅持對抗既得利益者,堅持為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與工人階級發聲!!

    2002年的高雄勞工影展,肯洛區的電影,你絕對不能錯過!

BOX1:肯洛區九○年代作品素描

    九○年代的肯洛區,電影題材依舊是底層社會的小人物、勞工階級的故事。

    1990年的《隱藏的議程》(Hidden Agenda)是關於英國與北愛爾蘭的政治糾葛;

    1991年的《底層生活》(Riff-Raff)是一個關於剛從監獄被放出來的蘇格蘭勞工與夢想成為歌手的愛爾蘭女孩的故事;兩年後的《雨石》(Raining Stone),講的是曼撤思特這個工業城裡,一個失業的天主教工人,如何想辦法賺錢,只為買他女兒領聖餐時要穿的衣服。1994年的《折翼母親》(Ladybird Ladybird),描述一個與四個男人生了四個小孩的母親,與惡劣的社工體系與環境搏鬥的故事。

    1995的《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以驚人的影像功力,刻劃三○年代西班牙內戰時,革命份子的激情與悲情;透過一群人的在戰爭中的衝突,反應不同左派陣營在政治上的衝突。隔年的《卡拉之歌》(Carla's Song)是一則以尼加拉瓜革命為背景的小人物羅曼史。

    1998年的電影,《我的名字是喬》(My Name Is Joe)被認為是對新工黨布萊爾執政下,工人階級生活依舊慘澹的嚴厲指控。故事裡的喬,是個酗過酒、待過勒戒中心的足球教練,在他擔任社區裡的業餘足球教練的同時,也面對球員一個個掙扎於販毒、菸酒,徘徊在社會救濟金陰影的晦暗生活。同時,喬偶然地與健康社工員莎拉墜入愛河,兩人卻在喬似乎永遠無法擺脫工人階級的困頓生活,而協議分手。

BOX2:《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2000年)-好萊塢迷不倒肯洛區

    「一點也不受好萊塢金光閃閃的氣息污染,從好萊塢回來,肯洛區帶回來的還是典型的肯洛區電影!」電影麵包與玫瑰上映時,英國影評這樣說。

    這是一部寫實電影,這一次,肯洛區移師洛杉磯,拍出一群警衛與清潔工罷工,成功贏得工作權以及更好薪水的真實故事。

    這個電影腳本,出自人權律師保羅.拉佛提(Paul Laverty),他也是電影「卡拉之歌」與「我的名字是喬」的編劇。由於保羅得到一份寫作獎學金,使他有機會到洛杉磯,認識了這些涉入抗爭的清潔工人。

    這個故事裡的勞工,絕大多數是拉丁美洲移民,這些移民面貌之複雜,連保羅也不敢宣稱有多了解他們。「把他們混為一談是天大的錯誤,他們或許有共通的特性,那就是講西班牙語,但一個瓜地馬拉的農夫、薩爾瓦多的前鬥士或某個來自墨西哥市郊貧民窟的勞工的世界是不同的,」保羅這樣說。

    電影的背後的故事是,這兩位寫實導演與編劇,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發展出劇本,最後肯洛區以在好萊塢看來極低的成本下,完成這部電影。

    即使已經是國際級的大導演,美國的片商還是害怕投資肯洛區的電影。這部電影的製作人盧貝卡.歐貝倫(Rebecca O*Brien)指出,美國的片商本來很熱切地想先買下這部電影,但當他們發現,這電影有那麼多西班牙語時,他們就從這個計畫中撤退了!

    肯洛區與他的電影班底,選擇忠實反應這群底層勞工的生活,而不願意屈從於好萊塢的商業邏輯。盧貝卡說:「西班牙語就是這部電影的語言,如果我們全然用英語拍攝這部電影,只為了取悅美國潛在的投資者,那是很荒謬的,拉丁美洲的工人彼此明明就是用西班牙講話的啊!」

    或許,除了肯洛區,沒有任何人會有興趣,花五分鐘的車程從好萊塢去到這個拉丁美洲的移民社區,講這群底層勞工英勇抗爭的故事!避開了一般人對洛杉磯陳腔濫調的描述,肯洛區讓觀眾看到,這個被描述為充滿高速公路、電影明星與警察的城市的另一面。「我們要拭掉窗上的薄霧,看到那裡的真實的人的生活,」肯洛區說。

BOX3:《領航員》(Navigator, 2001年)-英國鐵路私有化的荒謬劇

    2001年11月,英國第四頻道播出肯洛區的新作品《領航員》。這部電影以鐵路工人的真實故事,揭露了當年轟動全世界的英國國鐵私有化,如何對鐵路工人殘酷剝削,如何造就了今日英國被譏為第三世界水準的鐵路系統。

    電影場景在約克郡,故事發生在英國國鐵私有化的時期。隨之鐵路私有化,一幫鐵路工人的命運也跟著改變。他們之中,有人拿了資遣費,各自找尋生路;也人留在原來的工作位置,卻被迫面對新的管理方式。

    新的資方不再遵守嚴格的工作安全規則,工作被胡亂混亂地應付過去;管理階層偏好各種低成本的維修方法;工會的權力被縮減到近乎零;沒經驗的工人只能做著低薪的工作,老經驗的工人,也只能無能為力的看著這一切發生。這齣黑色的幽默劇,最後在一個鐵路工人因為職災死亡後,劃下句點。

    電影的劇本是由一個英國鐵路工人羅伯.道柏(Rob Dawber)操刀,準確地切入問題核心,點出英國國鐵如何在私有企業的手上走樣惡化。這個小故事點出,當年被各國政府視為典範的英國鐵路私有化,將英國國鐵切割移轉給數十個不同公司,鐵軌與火車分割出售,埋下今天英國鐵路千瘡百孔、事故頻傳、安全堪慮、毫無效率、誤點失序的窘境。

    這部電影以黑色幽默劇的姿態,在法國巴黎吸引了七萬名觀眾參與週末的首映。在法國鐵路工會總部舉辦的特別放映,肯洛區更是得到滿場鐵路工人的起立鼓掌!

作者簡介:邱花妹,英國 Essex 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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