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十年一覺電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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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李安.十年一覺電影夢 1 (轉貼自東森新聞報)
發信站: KKCITY (Tue Dec  3 01:54:00 2002)

    舞台，改變了我的一生。在此，我的靈魂第一次獲得解放。渾沌飛揚的心，也找著了皈依。

  一上舞台我就強烈的感覺到，這輩子就是舞台。清楚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它擦亮了我的雙眼，呼喚、吸納著我的精魄。我逐漸了解，所謂的升學主義、考大學，除了培訓基礎知識與紀律，對我毫無意義。遵循常規，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但學戲劇，走的可能就是條很不平常的路 .

  但剛進藝專影劇科時，誰也沒當回事。有些人就是去讀一個月，然後辦理休學，準備重考。戲稱影劇科是第一○八志願的我，也打算重考，所以在我臉上找不到新鮮人的喜悅。當時學姊施秀芬（廣播主持人金笛）正編導一齣獨幕劇，還缺個男主角「詩人」，經同學推薦，選中我來演。

她覺得我雖沒有詩人的飄逸，但「面部表情」尚可，照他們的講法是，臉上掛著一副多愁善感的憂鬱氣質。這齣戲是個轉捩點，記得第一次站上舞台，強烈的聚光燈灑下來，面對燈光之後黑暗中的觀眾，我第一次感覺到命運的力量，是戲劇選擇了我，對它我無法抗拒。

接著又演出美國作家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名著《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s）的男主角湯姆。從此在藝專，我一路擔任男主角，演戲不下十五齣，並在民國六十三年拿下大專話劇比賽的最佳男主角，同時自編自導獨幕劇，改編、導演外國劇本，興頭很大。

可能國內第一次實驗做圓形劇場即是《泰吉絲的故事》，該劇由友人余季編劇，我執導，我將觀眾席設在中間，四周劃為表演區。一搞戲劇，我什麼都想嘗試。

  那時候學藝術，沒有很多大環境，不過藝專的環境很適合我，三專、五專、日夜間部齊聚一堂，總共才七百多人，自成一個小天地，有音樂、美術、舞蹈等七科，大家都是學藝術的，悠遊其中，我覺得很自在。

找到自己

到了藝專後，我才真正面對另一種人生的開始，原來人生不是千篇一律的讀書與升學，我從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並不是唯一，其實每天可以不一樣，我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很過癮。

可是爸爸看了很傷心，因為環境實在很差，我又是他最寵愛的兒子。那時藝專的校舍很簡陋，爸爸第一次送我到學校時，一看伙食及宿舍，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因為老鼠正沿著柱子跑上跑下，一間幾坪大的小房間裡擺了七個床位、兩張桌子……，聽說他回家後大哭了一頓。現在那些宿舍都改建成宏偉的校舍了。

第一個學期快唸完時，爸媽一起北上看我。那晚，北一女鄭璽璸校長請我們吃飯，席間鄭校長說﹕「小安休學吧，住到我家來，我請最好的老師給你補習，明年重考。」

飯後我們父子倆獨處時，爸爸問我﹕「要不要重考？」
我說﹕「我覺得我是屬於這方面的！」
爸爸決定支持我，他說：
「不要再重考了，不過我有個條件，畢業後出國。」

當時大家心情都很矛盾，我不忍心看爸媽難過，他們也認為我很不甘心，覺得我應該考上更好的學校。

但是我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充滿自信的喜悅，
不再六神無主的過日子。

藝專時期，除了在舞台上找到自我歸屬感外，
對電影也有了另一層的體會。

打從在娘胎起，我就和電影結緣。媽媽懷我時，最不能抗拒的兩個嗜好就是看電影及啃甘蔗。在我還不會走路時，她就推著嬰兒車帶我進電影院了。那個年代，電影是最佳娛樂。

從童年起到求學期間，我看了不少電影，每當心情低潮，電影院就成了我的避風港。看電影時，每逢感人之處我就會掉淚，所以經常是兩眼紅腫的走出戲院，可能這也影響我日後拍電影的品味及要求，希望能拍出感動人心的電影。

記得有一次跟媽媽去看電影，我好奇的問道﹕
「為什麼我們老看外國片？」
媽媽說﹕「外國片好看啊，等你長大，
看看能不能拍更好的國片。」

不過小時候看電影僅只是娛樂，也沒多想，更沒想到電影還能啟發其他的想像，直到進藝專後，我對電影的想法才有所改觀。

藝專時，看了本翻譯的《超級巨星》，才知道電影導演是超級巨星，對作者論慢慢有點認識。麥克．尼克斯（Mike Nichols）執導的《畢業生》（The Graduate）是我的啟蒙電影，一年級時看了這部描寫人生沒有遊戲規則的片子，第一次讓我有「觸電」的感覺，影片裡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不按牌理出牌的調調，以及電影中衝撞社會制約的主題，與我當時的心境有所共鳴。

《畢業生》是部六○年代末的電影，因主題「有違倫常」，到了七○年代初才在台灣上映，本來達斯汀．霍夫曼周旋於母女之間的情節也改了，母女成了姊妹。我連看三遍，感覺到電影不光是講故事，還表達些別的意涵，腦筋開始有點想頭了。

到美國後我又重看了幾遍，對《畢業生》還是喜歡，不過是另一種對社會諷刺劇的喜歡了，因為我對這個社會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永遠記得它當初帶給我那種觸電的感覺。

一年級下學期時，台北的大專院校間開始流行看藝術片，大家都到台北漢口街的台映試片間去看，每週一部。我看的第一部藝術片就是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帶給我極大的震撼，看完後我兀坐在試片間內，久久不得動彈，也不願出去，連看兩場。

第二部是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的《單車失竊記》（The Bicycle Thief），第三部是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慾海含羞花》（Eclipse）。藝術電影這頭三炮就轟得我幾乎久久不省人事。

當時台灣所有的藝術電影不如現今，十分有限，也沒有影帶、影碟，所以觀賞藝術電影的經驗非常珍貴。其他各學校有時也會舉辦電影欣賞會，我就一部一部的看。自柏格曼等人的電影裡得到的啟發與感動和《畢業生》又很不一樣，柏格曼讓我感覺到導演的存在，意識到藝術電影的力量。

超八釐米攝影機

那時在藝專，學校拍不起電影，只在畢業前讓所有技術組的同學扣一下十六釐米攝影機，我不是技術組的，一直沒碰過電影攝影機。二年級時，我看到有人在拍超八釐米影片，一個香港僑生說可以幫我從香港帶機器進來，我就跟父親要了錢去買。

這是除了書以外，父親送給我唯一跟電影有關的禮物，我把它當寶貝，用這台攝影機拍了一部十八分鐘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懶散》，靈感來自余光中的短篇小說〈焚鶴人〉，內容敘述一位畫家寫生時看到白鷺鷥在天空自在的飛翔，就想做一隻如鷺鷥的風箏，結果風箏飛了幾次，都飛不起來。

在這部劇情默片裡，我想表達藝術家面臨理想與現實落差的挫折與掙扎，我當時也有這種心情，對電影既充滿嚮往又不明所以。

為了拍攝該片，我和朋友趕工了幾天，用竹枝和宣紙完成了戲中所需的鶴形風箏，沒想到試飛時，不小心摔斷了鶴脖子；隔年四月，我又重做道具，才完成片子的。後來這部短片還幫我申請進入了紐約大學（NYU）電影系。

拍片時我從攝影機的觀景窗望出去，我就知道我應該有天分，因為那個世界跟我平常經驗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我可以只「選擇」有意思的東西，在那個世界裡，我可以盡情揮灑，並讓夢想顯影、留下。不過那時候舞台做的多，我對兩個都有興趣。

在藝專，影響我最大的就是教授「電影導演」的王大川老師，我三年級時他去世了，我追隨他，因為他學問好、閱歷豐富，我很崇拜他。

王老師是位蒙古王子，以前在東北很有錢有勢，據他說：「光是統轄的國土，就比台灣大二十倍。」二十八歲當上將軍，至俄國、美國求學，都有秘書、隨從隨行，又唸軍校、理工大學，經歷過輝煌的歲月。他喜歡票戲，在國內，捧戲子、跟名角一起票戲；在國外，捧電影明星、送林肯轎車。

初到台灣時，還送了三百輛吉普車及軍備給政府。不過他在教我的時候，可能受過很多委屈，十分抑鬱。我追隨王老師時，他身體已大不如前，住的很破舊潦倒。我有時陪他去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看京戲，有時去給他買麵包，他喜歡明星麵包店的麵包，質感像美國的口味。向他請教任何問題，不論東方、西方，一定有答案。

多方嘗試

在藝專的藝術氛圍下，除了戲劇、電影外，只要是好玩的，我都碰一下。我學過芭蕾，不過時間很短。因為那時編了齣獨幕芭蕾舞劇《阿奇》，換了五個男主角都不成，後來我就自己上場，先去學了一個多月，又演又跳。

當時還寫過一篇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走了樣的焚鶴人〉，述說我拍攝《星期六下午的懶散》的經驗，發表在《藝專青年》上，那是我第一次的寫作經驗。

同時，我還跟申學庸老師學聲樂。記得高中時參加合唱團，每天下午人家掃地我們練唱的一個小時，是我的快樂時光。到了藝專，繼續練聲樂，先跟音樂系學生陳建華練發聲，申老師聽了我的聲音，說我可以練得很好，就破格收我為徒。有時我也和好友余季畫畫素描。

我好像做藝術類都有點天分，不過除了拍電影外，沒有一樣持續下來。電影很適合我，因為它涉及了音樂、舞蹈、寫作、戲劇、視效等因素，我可以在電影裡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變為另一種獨立的表達方式。

近鄉情怯的矛盾心理

我學戲劇、美術，爸爸雖然答應支持，但內心一直很矛盾。

記得二年級升三年級暑假時環島巡迴公演，我們至工廠、軍中演出舞台劇，音樂、舞蹈科也隨行表演歌舞、國樂等，我們演員也會支援歌舞表演充個場面，大夥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義，我就開始緊張，因為快回台南了，我也心裡老犯嘀咕的氣自己，在外面本來高高興興的，為什麼一接近家就備感壓力。

踏進家門，老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樣，就在飯桌上開訓﹕「什麼鬼樣子！」我當時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裡，把自己鎖在門內，這是我第一次膽敢有此犯上舉動，已經是很革命了。

當時父子倆都很不開心。因為在父親的印象裡，我的公演和小時候我們看的軍中康樂隊沒兩樣，他很傷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沒考上大學，居然淪落為給人逗樂子的康樂隊隊員，所以他一直催促我出國，希望能拿到學位，成為戲劇系教授。

直到現在，我格局比較大了，這層心理障礙依舊存在。我回台灣就緊張，搞戲劇，我是跑的越遠，能力越強，人也越開心。一臨家門，緊張壓力就迎面而來。對我來說，越接近生活，我的壓力越大，越難以從事藝術處理，能力越低。

如小時候離開媽媽到花師附小，我就不哭了。離家到藝專，我的能力就有所發揮。在英國美國拍西片較易發揮，一拍國片就心情沉重。在我電影裡，這種心情表達得最明顯的大概就是《喜宴》，以為在海外很自由，但親情又把你抓回來。

想來有趣，返家、離家、壓抑、發展之間的拉扯，都和父親有關。出國是他和我之間的「約定」，離家千萬里即是他的促成。

因為要出國深造，我就做了些準備。本來想去法國，因為那時法國電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剛開始我去學了兩個月的法文，但法文裡的陰性陽性、時態，搞得人頭昏腦脹，加上也要通過語文考試，於是改變初衷，有一搭沒一搭的繼續補英文，總算托福勉強過關，我開始申請學校。

由於鄰居小孩在伊利諾大學唸書，回來時說起該校戲劇系有棟很大的劇場，裡面在幹什麼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請伊大。

Upside-Down——文化衝擊

因為當時藝專不是大學，學位只是學分證明（credit diploma），所以我到伊利諾大學戲劇系導演組就讀時，還是轉學生，得從大學部一年級讀起，不但有些共同科目要唸，所有專業科目也都要學。一九八○年順利拿到藝術學士學位。

在伊大第一年，我經歷了兩個天地翻轉的文化衝擊，一是來自戲劇，一是我開始看左派書籍。

第一個「文化衝擊」跟「性」有關。因為當時伊大戲劇系老師所選讀的近代經典劇本，包括從易卜生、荀伯格等人的作品以降，正巧都跟性有所關聯，而且都很強烈。年輕的我便有個印象，「性」是西方戲劇的一個重要根源，精神淵源於「失樂園」。

以前在台灣老師都不明講，到了美國第一年，全反過來，老師談的很多都是性和戲劇的關係。我因而對戲劇原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伊大，我感覺才接觸到真正的西方戲劇，整個扭轉了我對戲劇的觀點。

在我的認知裡，以基督教為主的西方傳統中，「失樂園」跟「性」有很大的關係。人類受到撒旦（蛇）的引誘，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園，開始意識到羞恥，有了性交、懷孕，所有的痛苦與生命的延續由此開始。人類對性慾望的覺醒是受到魔鬼的引誘，致使人類犯下原罪而受到上帝的處罰。

西方的掙扎即是人類擺盪於上帝與撒旦之間的拉鋸，西方戲劇精神也以此為出發點。走出伊甸園後，人類開始認識自己，因而求知與創作，知識與創作即是人類對上帝的一種挑戰，也是人性的一種驕傲。在人性與神性的對立中，人要活得有尊嚴，就會有所懷疑，我思故我在。因此，一切知識的衍生也跟痛苦有關，尤其是宗教、哲學的產生，都跟人的磨難密不可分。因為人在快樂順利時多半不去思考，痛苦時，才比較會反思問題出在哪裡。

在西方，蛇在夢中引誘女人（夏娃）而使人類犯下「原罪」，受到性的處罰，在東方就好比七情六慾。西方戲劇喜用「衝突」來做手段，求取淨化與昇華，這似乎跟我們的教養很不同。

記得在藝專時，中西通達、學問最好的鄧綏寧老師教授中國戲劇史時，曾講過一段話，我當時以為是個笑話，在伊大接觸西方戲劇後，才領略箇中道理。鄧老師說：「和尚和尼姑的戲沒什麼好看，但花和尚碰到浪尼姑，就有戲看。」

我們的話劇（舞台劇）、電視、電影皆學自西方，但一般不去摸他的骨。以前王生善老師教我們戲劇概論時，也曾提及電視劇裡演「爸爸打兒子」的情節，一個耳光下去，兒子馬上說：「爸，我錯了！」王老師說 ﹕「戲，就不能認錯，就是要跟爸爸吵，再衝出去，這才叫戲，一認錯就沒戲了。」

雖沒有明講，其實就是「衝突」，就是講個人意圖的最大伸張。「不順」才造成「戲劇性」，戲劇的產生不是靠「平衡、和諧」，是相反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就在那默默的吸收。

另一個「文化衝擊」就是我離開那時的台灣，才有機會開始看禁書——共產黨的文藝及宣傳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著作及斯諾（Edgar 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從台灣到伊大，我第一次經歷下雪，也第一次從圖書館借了這些書回來，真是「雪夜閉門讀禁書」，我這才知道﹕「搞了半天，原來我們是壞人。」頭一回，我對自我的身份認同產生了不一樣的觀察角度。這個衝擊對我來說，有如天地倒置。

這兩件事持續影響我很長一段時間。

唸電影選對了路

在伊大，學科、術科並重。學科方面有戲劇史及劇本研讀，術科方面除了學習表演、導演、劇場運作外，每學期還要打卡做滿一二○至三六○小時的劇場工作。除了做劇場工外，我還參加過三次正式舞台演出及導過一次小劇場。伊大兩年、藝專三年，五年的戲劇養成教育，成為我日後電影創作的底子。

當時一眼看過去，我以為最優秀的人才都在表演組，我就有個概念，如果把戲劇剝到最後，用削減法衡量每個元素，哪些可以不要，那麼最後最必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一個演員站在舞台上面對觀眾。

過去在藝專，從一年級開始我就演男主角，自小練習的演講經驗，讓我可以口齒清楚，在台上我是有兩把刷子的。然而到了伊大，語言不行就不能演，只能演默劇、小配角，埋頭在一邊學習導演功課，比較沒意思。

那時我開始興起念頭，當導演就要當電影導演。一九八○年拿到戲劇學士後，我同時申請了伊大的戲劇研究所和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

我將轉唸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的想法，徵詢父親的意見，父親本來希望我繼續唸戲劇，拿博士，將來好教書。最後還是同意我唸電影，學費及拍片花銷家裡會幫我。

我一讀電影就知道走對了路。因為我當演員是一種表演，當導演也是表演，藉電影來表演。電影主要靠聲光效果，沒什麼語言障礙，這是我最適合的表現方式。

拍電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時我英文都講不太通，句子也說不全，但拍片時同學都會聽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灣、美國都一樣，不曉得為什麼。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導戲，大家就會聽我的。導戲時，我會去想些很瘋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給做出來了。我想，那麼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麼東西在裡面，也許這就是天分。

真搞創作的，其實沒什麼高深學問。拍片實務是街頭智慧，靠的是臨場的機變反應。可是想法的成形，卻是個複雜的有機過程。

我在NYU拍片後才發現，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絕、分析電影頭頭是道的人，一拍片，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個人，那麼簡單的事情，他都反應不過來。我這才知道，讀理論和拍片根本是兩碼事，是兩種不同的才份。當然，有些人像高達（Jean-Luc Godard）、楚浮（Francois Truffaut）兩樣都具備，但這種人真的不多。

身段高的人常常拉不下臉來放膽一試，較難突破現狀。我覺得人的自尊和他的知識背景有關，而創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現成觀念的。

觀念能分析很多東西，可是創作不是觀念分析，創作是運用想像力直觀的去表達一種經驗，創作者本身只是作品誕生的一個工具。

從小學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在台灣升學體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觀念，以考試成績為唯一標準來評判一個人的高下，在這種科層裡，我所處的地位始終徘徊在吊車尾階段，反而是一種解放。到了藝專，我第一次可以拋開以往的價值觀，像個新生兒般的重新開始。走上這條路，是一種原始的衝動，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環境裡，我的自尊一直很低，從台南一中起我就覺得不如人，到了藝專，社會上又覺得不是間好大學。畢了業，服兵役剃光頭，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進入社會往前走了，我還是阿兵哥。

到了伊大，都是美國人，話也聽不太懂，朋友也沒法交，個子比老外瘦小，中國留學生又多是理工醫農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唸戲劇的大學生，雖然努力的吸收，但仍自覺處於很低的位置，要進入世界闖出什麼，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電影系，就不一樣了。

我最愉快、最充實的日子，就是一九八○年到八三年在NYU的求學時光。一拍片就很快樂，會想很多點子實驗。有時學校經常放猶太假，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個人都沒有，我第一次覺得放假心裡不高興就是在NYU。以前上學放假是最高興的，現在不想放假是因為心裡想學，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課，我覺得損失了一天，心裡頭真的很在意。

NYU電影製作系研究所的訓練算是很紮實，三年裡把電影的前置、後製都摸過了，通常畢業作得花上額外的一年時間完成。每個學生要編導五部作品，包括默片、音樂片、配聲片、同步錄音片及畢業作。這裡以栽培導演為主，上課時，有時老師在課堂上講解名片的結構與拍法，但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拍片及討論彼此的作品。

拍自己片子時可練習創作過程、領導統御及被批評時要何以自處。幫別人拍片時，則有機會觸及各部門的基本技術。雖然都是入門，但我學到了初步的整體製片及導演的概念。

紐約大學期間，我拍了五部電影，二年級拍的《蔭涼湖畔》曾獲金穗獎最佳劇情短片及NYU 的獎學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勵，用盡手邊一切資源，籌拍了《分界線》（Fine Line）。

敘述紐約運河街南北分別住了不同種族的人，一邊是華人、一邊是義大利人，因某事引起兩種人在紐約四處流竄，以故事搭配我在紐約各處拍攝的街景。為了這部畢業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資助、女友惠嘉贊助，共花了一百多萬台幣。

記得拍攝《分界線》的頭四天，我興奮得睡不著覺。到了最後階段，還差八千多美金，我就從惠嘉的帳戶裡直接提了來用。那時她在伊利諾大學當助教，因為要交稅，所以存摺放在我這裡。奇怪的是，我一點都沒有愧疚感，事後我跟她說起這件事，她也僅只「喔」的應了一聲，表示知道了。

從「缺席」到「榮譽博士」

一九八四年的畢業典禮，我沒出席，和 NYU 的同學羅曼菲、劉靜敏、平珩一起到劉靜敏所住的大樓屋頂水塔旁，照了些碩士照，碩士袍還是平珩租來的，大家輪流穿、照大頭照，寄回家交差。

十七年後，二○○一年五月十日，母校NYU在第一六九屆畢業典禮上，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彌補了當年缺席的滋味。我想父親心裡也會很高興，因為他向來希望我多唸書。

典禮是在紐約華盛頓廣場舉行，在場觀禮的有穿著紫色長袍的五千名應屆畢業生及一萬多位家長，NYU董事葛利撤（Mr. Gleacher）引導我們五位榮譽博士上台，藝術學院電影、電視系主任柯曼（Julie Corman）在致詞介紹前，也用中文向我道了「恭喜」，隨後由校長奧立佛（L. Jay Oliver）頒發證書，葛利撤為我佩戴象徵榮譽學位的披帶，教務長史戴曼（Harvey Stedman）為我戴帽子。我揮手致意，謝謝大家的抬愛。

返回母校，看到學弟妹，心裡很高興。代表致辭時，我開玩笑地說，在學校學了很多，但我大部分都忘了，只有一樣難忘，就是不斷學習、勇於嘗試及面對失敗。

NYU的環境是孕育我成為電影人的開始，在這之前，我沒有碰過電影，都是弄戲劇，拍片也只是玩票。沒想到碰對了路，就一直走下來，也沒想過要轉行。

對我來說，學校畢業後才碰到真槍實彈，還沒有被打死的話就學些經驗，繼續往前走。

NYU的教育方式很務實，我學了不少實務，都是吃飯的傢伙。我覺得新的國片常常瞧不起技術，但在 NYU 時沒有這種心態，就是一種求生訓練，大家機會均等，一起出去拍片，各部門的技術都摸得到，但不專精。同時還要學著當領袖，讓人聽令辦事，那時是領導三、五個人，現在領導三、五百人，但原則類似。

我一拍片就會忘我，像變了個人似的。其實「導演」（Director），就是給方向（Direction）的人。從學生時代起，我拍片就有個目的，想練習一樣新技巧。學生階段，我沒有特別的想法想表達，職業拍片後就有話要說，而不再只是練習新招了。直到現在，我還保持這個習慣，每拍新片總希望能觸摸一些新技術。

基本上我拍片的胃口很大，有很多好奇心，學到某個技術，就會有快感，而且我希望做出不同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我就有很大的滿足感。（資料提供：李安）

文／張靚蓓    2002/11/20 15:31